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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是在移动互联网、短视频化的世界中来传递文学，所以文学已经变成了像陈晓明教授所讲的，它不是一种自明的、原原本本的文学，而是剩余的。就比如说我们今天会看到很多非常卓越的文学作品，它必须通过某一个带货的人来传播。”
“我认为真正的‘新南方写作’应该是解构的，是在解构的基础之上再建构，它建构出来的东西应该完全不同于以前既定的叙述。”
花城文学院成立仪式上，学者、作家在花城书房接受媒体采访。（花城文学院供图/图）
2023年3月25日，花城文学院在广州宣告成立，同为1980年生人的青年学者杨庆祥、陈培浩，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手中接过聘书，成为花城文学院首届签约评论家。
杨庆祥原籍安徽，长居北京，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培浩则来自广东，如今在福建任教，现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一北一南，在两人对当代文学的关注与评述中，“新南方写作”皆占据了重要地位。
“新南方写作”是个年轻的概念，诞生不过五年，正在被学界广泛接受，成为当代文学的热点。有别于以往由北方或江南构筑的文学传统，“新南方”代表了一种崭新路径，指向新的语言、新的经验、新的历史观。被归为“新南方写作”的作家也初露峥嵘，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近两年首奖颁发给陈春成、林棹，或可视作“新南方写作”兴起的例证。
2018年5月，杨庆祥、陈培浩、朱山坡、陈崇正、林森在广东松山湖的一次文学活动上进行了题为“在南方写作”的对话。那年夏天，陈培浩动笔为陈崇正的小说写了一篇评论，文中首次公开使用了“新南方写作”这一概念，用以描述“陈崇正写作的气质，由魔幻到科幻，跟传统的岭南的写作或者江南的写作都不太一样”。
2018年11月末，《花城》笔会在潮州举行，杨庆祥、陈培浩、王威廉、陈崇正等人讨论了“新南方写作”概念的学术可能性。杨庆祥回忆，“当时还立即给《青年文学》杂志的主编张菁打电话，说我们要搞一个南方的专题，每期一个作家，再配一些评论，推动这个写作。当时听了都很激动人心。”这个计划没能实行，杨庆祥后来又和《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谈及此事。《南方文坛》自2021年第3期开辟专栏“批评论坛·新南方写作”，已围绕“新南方写作”探讨了十几期。杨庆祥在其中发表的《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成为探讨“新南方写作”被引用最多的文献。
此前，陈培浩曾在《韩山师范学院学报》开辟题为“‘新南方写作’研究”的专栏，发表六位评论家文章。《南方文坛》首次从宏观的理论层面集中讨论“新南方写作”的概念内涵及其阐释边界，紧接着，《青年作家》《广州文艺》杂志社相继推出了“地域写作中的新南方文学”“新南方论坛”。
“这些刊物不断地介入，来探讨这个概念，”陈培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大家思考的面是不完全一样的，使得概念不断地延伸，有很多属于南方的作家，也被纳入当中来考察。所以它已经从对一个个体作家的评论，变成对一个领域或者说对一种写作可能性的召唤。”
最初在《南方文坛》发表评论文章时，杨庆祥感到在视野范围内，没有特别多能称之为“新南方写作”的作品。但最近一两年，他目睹众多作品涌现。“包括林棹的《潮汐图》，我觉得她肯定不会看到我的文章。”杨庆祥认为，这是历史势能所致，无论是“新南方写作”本身，还是理论建构，都已经到了一个节点。
2023年4月，南方周末邀请杨庆祥、陈培浩围绕“新南方写作”相关话题展开了同题访谈。
杨庆祥（受访者供图/图）
南方周末：谈到“新南方写作”这个概念，虽然它并不完全是一种地理的区划，但人们还是会问，如何界定它的空间范畴？
陈培浩：我们原来也探讨过“新南方”的空间问题。“新南方”的空间是游移不定的，不是一个绝对确定的内容，在我的设想当中，像广东、福建、广西、海南，这些是“新南方”天然的应有之义。但是比如说像云南、四川，所谓的西南，也完全可以囊括在内，甚至在北方写作的南方风格，也并非不可以。比如说近年黄平教授在论新东北作家群的时候，他也认为东北作家群不一定是在东北写的，而且我们会发现班宇、双雪涛、郑执——最典型的“东北三剑客”，他们虽然写的是东北的故事，但是他们作为写作的主体，其实是不在东北的。也就是说，它已经变成了超越于区域的一种艺术特征。
所以我们虽然觉得南方的审美也是一个建构的过程，但是既然我们的文学史已经形成了相应的关于某种地域的美学形象，或者说美学的风格类型，那么“新南方”在空间上就大可不必一定要给它划定一个非常确定的边界。
既然南洋也可以划到“新南方”写作当中来，在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文学，或者说至少是华语文学的视野当中来观看，那么在中国文学的内部，更没有必要去划定一个特别具体的边界。我一直认为，一个概念的有效性不是知识的落实，反而是边界的开放，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激活一些问题，探讨一些未曾关注过的新的可能性，而不是一种知识的尘埃落定，各自分走了蛋糕的一角，仿佛这些事情就此完成。
杨庆祥：“南方”的边界是流动性的，就像海洋一样。所以我在文章里面特别强调海洋性，海洋有时候没有边界。我对新南方的地理区位指认是非常开放的，包括马来西亚，所谓的南洋，这些我都是放在里面的。
我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界定，我把它跟江南区别开来了。在我的文章里面有一句话，后来被我删掉了，我觉得像江浙沪这一带的江南，它写作的风格跟北方的高度中心化的写作已经趋同了，所以江南不在我讨论的新南方的范畴之内。我之所以对南方抱有期待，是我觉得它里面可能会出现在秩序之外的写作。
南方周末：在你看来，这里的“南方”具有哪些层次？
杨庆祥：南方有很多层次。首先是地理学上的层次。另外一个是风景意义上的层次，它有时候被认为是一种奇观，这种奇观往往会遮蔽生活本身的真实感。我们会去南方旅游，看到南方很漂亮，有很多风景，他们吃的东西跟我们吃的不一样，这种东西是一个风景式的层次，这个层次会大量地出现，在文化领域里面，在书写里面。第三个层次是真正的文化学和人类学意义上的，南方的地理和独特的人文是相结合的，这种独特的人文地理又和独特的人类学的价值结合在一起，这种人类学是等级制度以上的人类学。早期的人类学是殖民主义的结果，所谓的人类学机制是当时的白人去原始部落里面做一些人种学的调查、抽样，某种意义上也是带有猎奇性质的。今天的人类学摆脱了这种桎梏，摆脱了等级制的东西，带有更多对历史遗存的打量或者开掘，这是非常重要的，南方的含义也是有这样一个东西的存在。它可以开辟新的路径，跟北方构成真正有效的对话。
陈培浩：“南方”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审美风格上的南方。因为作家的认知跟生活是不完全一致的，像有一些已经生活在北方的作家，比如林白，她出生于广西，很长时间生活在北京，但是她在写作风格上面，又应该归属于南方。所以也把林白放到“新南方”的论述当中来，我认为这也是有道理的。
“南方”也不是一种本质论上的东西，很确定地说“南方”一二三四，究竟是指哪些；而是说“南方”有它相应的一些区别于北方的特征，但是这些特征也是变动不拘的，是不同时代的人建构出来的一种美学风格。
不是说所有北方作家的写作必然属于北方，北方作家有一些写作可能也属于南方。在美学上，如果说北方的写作是一种力量感，是一种辽阔，是一种对于秩序的崇拜，那么南方的写作可能是柔韧的，是奇异的，是不断地分裂又分裂成不同的支流的。我们希望在当代文学的美学风格上，可以创生出更多异质性的元素。
陈培浩（受访者供图/图）
南方周末：“新南方写作”的“新”作为一种召唤，主要有些什么指向的期许？
陈培浩：“新南方写作”很大程度上会对于南方特有的新经验有一种表达，南方，特别是广东或者大湾区，有一种崭新的城市经验。我们在谈近年的大湾区文学的时候，经常会谈到新城市文学区别于传统的城市文学。比如说像广州是一个千年古城、千年商埠，这种城市属于有根的城市，有它的根性、它的文化，这种城市有书写它的特有的文学方法。但是比如说像邓一光写深圳，深圳是一个新城市，就区别于那些有文化根性的城市，它有它特殊的新经验，就是在城市中的人特有的生活困境。
新城市文学是新南方文学经验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而且近年新南方作家很多对于科幻的表达，我指的是纯文学内部。由于南方城市高科技的经验，提供了很多，或者说必然会催生很多关于科幻、新城市、新未来种种的思索。比如像王威廉、陈崇正、庞贝、王十月，这些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在作品当中有科幻的表达，而且更多的是一种人文科幻的表达，这应该是新南方文学特有的文学经验之一吧。
今天我们常常会有成为“最后的人”的惶恐，当科技所创造的内容，或者科技的创造物成为了人的挑战者的时候，我们作为还怀抱着人文主义理念的人，一方面依然对于人文的价值保有确信，但是另外一方面，又感受到未来可能会使得一切被重构的某种惶惑。所以在这个背景当中，我们以一种更有创造力的姿态，去创造能够体现人类作为思索者的尊严的文学，也是我们的责任。
刚才谈到几个新，所谓的新城市、新未来、新人文，我认为都有赖于一种，我称之为“新语言”。无论是陈春成也好，林棹也好，他们的写作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都是他们的语言。
写作一旦在美学上被凝固化，就变得相当危险，它会进入到一种语言的微观死亡。如今语言的微观死亡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顽疾，大量的可复制的语言甚至带来一种宽泛性的效果。比如说在弹幕当中，我们似乎享受到了一种浅薄的主体性，每一个参与者可以通过发弹幕这个行为，植入他的主体性。但是这个主体性又是即时被毁灭的，或者说即时被消解、即时被淹没的，所以是非常可疑的。
如果说作为一个当代的主体，他不假思索地投身于这样一种语言的宽泛当中，他就会投身于一种转瞬即逝的、速朽的语言，速朽的语言就变成了一种语言的微观死亡——语言在整体上并没有死，它的交流的价值依然存在，但是它的深度已经消失了，它的美或者说它可持续的那种美也消失了。
当代这些好的作家、新南方写作的作家，当然南方地理区域以外的作家，同样可以投身于一种新的语言的创造，去抵抗速朽的、泡沫化的，或者说微观死亡的语言。我们会看到像陈春成、林棹，包括林白，都在他们的写作当中创造一种抵抗速朽的语言。
所以概括来讲，我认为“新南方”有我所描述的几个向度，新城市、新未来、新人文，但是归根结底必须有一个新语言。
杨庆祥：首先有基本的维度。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表意符号，使用这个符号、使用这个语言是非常重要的。我也在其他媒体采访的时候谈过，南方的粤语怎么使用，对它的使用不是出于一种奇观，也不是为了表现异质性，真正把这个语言背后的历史文化的东西发掘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向度。
黄锦树的《迟到的青年》特别完整，是一个解构性的写作。我认为真正的“新南方写作”应该是解构的，是在解构的基础之上再建构，它建构出来的东西应该完全不同于以前既定的叙述。包括陈春成，我对陈春成一直很肯定，他里面倒是没有什么方言，但是他把既有的文学观念颠覆了，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社会情绪的变化，他其实拥有很多读者，很多人看他的作品都看哭了，因为他击中了我们心里面发生的微妙的变化。
众多作家、学者在花城文学院成立仪式上。 （花城文学院供图/图）
南方周末：有学者指出，目前“新南方写作”在地理区域、写作类型、作家代际等方面的判定上呈现出一种泛化倾向。比如在写作类型上，科幻，甚至有些打工文学也会放到新南方写作里，对这个概念的阐释边界显得模糊，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杨庆祥：我意识到这个概念会被泛化，但是这没有问题。概念被泛化，说明一定是击中了一个非常有效的症候，所以很多人都能够从这个概念里面拿到对象，拿到一小点来为我所用。在“新南方写作”里面最好用的就是“南方”和“新”。这个“新”刚才我已经做了非常清晰的界定，要在那个清晰的界定里面才可以认定这个作家是不是“新南方写作”。其他的泛化，我觉得这是他自己的理论和对概念的理解，但是作为一个真正有思考的人，应该比较清晰地认识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概念是有内核的，这个内核决定了这个概念最终是否有效。
打工文学，当然我也很久没有关注这个了，至少前些年我还是知道所谓的打工文学、打工诗歌，我并不认为他们就是所谓的“新南方写作”。在南方写作，不等于“新南方写作”，“新南方写作”是范围更小、内核更坚硬的一种界定，某种意义上它要高于泛化的在南方写作。
陈培浩：如果我们不把“新南方”当成是一个纯现实性的对象的话，可能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很多有这种担忧的人，他的想法可能是想要迅速地写一部新南方文学史。
但是我们的视野是朝向未来的，当你朝向未来的时候，你只要能够释放出一种新的可能性，那么以后的知识整理应该怎么做，会有新的沉淀、新的视野、新的框架。向后看、历史性的知识整理的概念跟向前看、创造未来的概念，这两种应该说没有办法相互取代的。也就是说，“新南方写作”，你现在立马要把它当作是一个文学史的概念、一个现成的整体性的概念，我觉得可能是做不到的。
南方周末：在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版图中，你期望“新南方写作”能够提供什么新的增量、新的动能？
陈培浩：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当代文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跟危机，也就是说，文学是什么？实际上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80年代的读者所理解的文学，跟我们今天的读者所理解的文学已经可能是完全不一样了。
1980年代的文学存在的媒介，跟我们今天文学存在的媒介，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今天是在移动互联网、短视频化的世界中来传递文学，所以文学已经变成了像陈晓明教授所讲的，它不是一种自明的、原原本本的文学，而是剩余的。就比如说我们今天会看到很多非常卓越的文学作品，它必须通过某一个带货的人来传播。不能说这感觉很悲哀或者怎么样，它就是我们的现实，也是文学所面临的处境，它处在一种巨大的裂变当中。
我们很难用以往的、稳固地从过去几十年前甚至是一百年前传递下来的知识框架，网住我们今天文学的一个内质，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想“新南方写作”仅仅是诸多想要去面对我们当代文学之变的概念之一，它想要召唤作家去面对这样一种变化，去面对语言的微观死亡，站立于特有的新经验，去创造一种新的语言，创造一种新的人文，来面对我们新的未来。这应该说是新南方文学的一种问题意识，当然我并不认为唯有新南方文学抱有这样一种问题意识，我希望有更多的当代文学概念抱有相同的问题意识，它们也可以处理不同的，或者它们比“新南方写作”更能够胜任某些空间，同时面对未来作战，而不是说想要用“新南方写作”这个概念把某个稳固的区域一网打尽，跑马圈地，我觉得这不是这个文学概念所应承担的使命。
杨庆祥：我对它的期待特别高。有些话在这个语境里面不能说得非常清楚，这个期待暗示了我对另外一些文学的不期待，或者说我的判断，就是我认为也许新南方的作品最终能够达到跟世界文学进行对话的高度。
我在有关陈春成新南方的文章里面特别用了一个隐喻，我说陈春成《夜晚的潜水艇》背后，这个少年驾驶着他想象中的潜水艇，拯救了另外一个潜艇“阿莱夫”号，这也可以理解为他拯救了世界文学。我在想我们新南方的作家还有写作，最终能不能突破平庸的状况，出现真正世界级的作家和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