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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访谈”系列报道诞生至今的4年时间里，出版行业经历重重考验，图书零售市场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细分板块的发展轨迹越来越难以预判。一直以来扮演着“压舱石”作用的教育出版也肉眼可见地受到了内外部环境的巨大影响——新媒体时代的变化之快叠加教育政策的不断调整，让尚处于转型摸索阶段的教育出版机构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
作为我国教育出版重镇，教育科学出版社数十年来凝心聚力推动内容创新、业态创新、出版创新，夯实品牌优势的同时，在融合发展、国际合作等方面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对郑豪杰社长的专访恰好在岁末年初，他说，过去一年教育改革持续推进、生成式人工智能方兴未艾，出版动能转换、新旧销售生态博弈，凡此种种，都让人一刻不敢停止思考。
教育科学出版社社长 郑豪杰
如何让传统教育出版资源适配当下内容传播的碎片化特点？如何利用日新月异的技术手段赋能教育出版转型？如何提升高质量教育资源的开发能力？如何破解投入产出比较低、人才匮乏等难题……正如教育科学出版社社长郑豪杰所讲：“摆在教育出版面前最重要、最迫切的课题，是怎样建立面向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具备内生发展的硬核能力。”那么，面对重重挑战，未来这块“压舱石”能否继续保持足够的定力？
01“出版仍然担负着知识确权机制的功能和使命”
《出版人》：您如何看待当下出版行业的深度转型？出版机构在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过程中，哪些是需要积极作为求新求变的？哪些是需要坚守并持续夯实的？
郑豪杰：变革是永恒主题。出版行业受政策调整、技术变革的冲击是巨大的。近年来出版行业有几个显著变化：一是主旋律更加高扬，主题出版成为引领出版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二是发展方式更加注重内涵，突出表现为对质量和效益的重视；三是产品形态和出版业态不断拓展，出版业从产品到服务的转型尤为突出；四是出版营销体系加速升级，新渠道、新模式、新业态正在重构出版物营销格局；五是数智技术赋能出版，融合发展方兴未艾。出版的创新，包括体制机制、经营方式、产品形态、技术介质、盈利模式等都应当适应时代变革和读者需要。
但是，在现代社会，出版仍然担负着知识确权机制的功能和使命，其本质是鉴别、筛选、呈现和传播人类优秀的智慧成果，始终要以高品质的内容服务读者的需求，这一点没有动摇。出版业应当确立一种长期主义的出版价值观，坚持对优质内容创意化生产的专注和投入，持续夯实打造精品力作的核心能力，从而不断获取新的成长空间。
《出版人》：教育行业在近几年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教育出版受此影响颇深，这些影响是不可逆的吗？
郑豪杰：具体到教育出版，这些年教育领域的确有一些非常重大的变化，比如不断强化教材建设国家事权，全面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包括对地方课程及教材和评议教辅的管理；比如实施“双减”政策、加强作业管理；再比如，做好“双减”背景下的科学教育加法，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等。这些政策举措，蕴含着增与减、治与疏、扬与抑等一系列辩证法，究其根本，是引导行业回归教育的本质，尊重教育的规律，彰显价值理性。
举一个例子，“双减”要求加强作业管理，避免机械、无效训练，杜绝重复性、惩罚性作业，使作业成为减负与提质增效之间的重要杠杆。这就要求创新作业形态，设计分层、弹性、个性化的作业，有效发挥作业帮助学生巩固知识、形成能力、培养习惯，帮助教师检测教学效果、精准分析学情、改进教学方法，促进学校完善教学管理、开展科学评价、提高教育质量的育人功能。对教育出版而言，这里面就有比较大的市场空间。
《出版人》：具体而言，在2022年新课标等一系列举措的发布实施过程中，教育出版主要遇到了哪些考验？教育科学出版社为此做出了怎样的应对？有哪些有效的经验可以分享？
郑豪杰：2022年发布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集中反映了这些年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的经验和成果，为下一步教材建设明确了方向、目标和任务。以教育科学出版社为例，新课标发布后，我们重点做了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全力以赴做好教材修订，抓好高质量教材建设。利用这次修订机会，全面提升各科教材质量，把各科教材修订好，今后在科学、艺术、体育等特色领域，持续做强教科版教材出版的特色和品牌；进一步完善教材高质量发展的全流程工作机制，即教材编写、修订、送审、试教、印制、发行、培训、回访、使用监测、质量评估、舆情处置等每一个环节，夯实责任，筑牢根基。教材工作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有硬核的能力，才能保证教材的质量。我们有一些好的做法：比如我们坚持编研一体，设置专项科研课题，打牢教材编写的学理基础；优化作者队伍，聘请院士担任科学教材主编，组建科学家团队深度参与教材建设，聘请十位两院院士顾问为教材把关，切实保障了教材质量。
二是围绕新课标，聚焦课程教学的新趋势新理念开发相关选题。比如，新课标发布后，我们及时推出了“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22年版）课例式解读”丛书，自2022年6月上市以来，累计销售近百万册。围绕新课标提出的跨学科学习、大概念教学、项目化学习、深度学习等新理念、新做法，我们开发了相关主题的教师用书，很受广大读者欢迎。此外，针对新课标对科学类课程强调的实验教学、实践能力培养，我们研发了一系列配套学习材料和资源包。在纸质图书基础上，我们还衍生开发了相关数字产品、培训课程，均取得不错的成绩。
02“未来方向是技术创新与出版创意的良性循环”
《出版人》：当下，各行各业普遍被数字化浪潮席卷，在教育和出版普遍都在强调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您认为，摆在教育出版面前的最重要的、最迫切的课题是什么？教育出版在此过程中面临哪些困难？需要如何破题？
郑豪杰：在数字出版方面，我觉得摆在教育出版机构面前最重要的、最迫切的课题，是怎样建立面向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具备内生发展的硬核能力。
出版的数字化转型，专业出版通常是开发数据库、提供知识服务，以此来定义商业模式；教育出版通常是在线学习、在线教育的模式，为师生提供数字课程、数字教材和数字资源。在融合发展的概念里，提供服务是很重要的，区别于封装产品的出版发行。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尝试，一是开发数据库产品，教育科学专题数据库，作为科研的一个工具；二是基于学科领域，开发垂直化的融合创新项目。比如围绕科学，我们开发了科学教育智慧平台，建设可视化、智能化、美育化的课程资源，课堂教学、课外实践和课后服务一体化设计。比如围绕体育与健康，我们设计了体教融合的项目：以课题为引领，提供教材和配套产品，提供学练赛评的数字化系统平台，提供线上线下结合的教研和师资培训，为区域深化体育课程教育教学改革提供全面解决方案。我们在科学、体育、英语、学前教育等几个方向上都做了一些布局，接下来要检验一下成效如何。
困难和挑战是客观存在的。融合发展首先要解决管理机制的问题，否则难以支撑持久发展。作为单体出版社，教科社有自己的特点。目前我们有四个平台，以教科社为主体，还有中国教科院音像出版社、中国教科院培训中心和中国教科院课程教材研发中心。我们叫“四块牌子、一套人马、联体发展”，几个平台的资质和资源都很重要。音像社正在进行数字化改造，培训中心具有培训资质，建立了培训业务体系，研发中心主要承担课题和教研工作。单一来看都不见得行，融合在一起就发挥了“1+1>2”的效果。
在管理机制上如何支持融合创新，需要我们在组织、制度、流程、业务等方面同步进行优化，特别是制度供给、人力配置、考核激励和工资总额管理方面，要为融合创新提供保障。这其中，人的因素非常重要，必须调动人的积极性，要让事业发展和人的发展同步同向。我们不能把编辑、出版从业者异化为出版流水线上的螺丝钉，而要始终做到既“见物”又“见人”，更好地激发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这些工作我们正在一步一步推进。
《出版人》：过去一年在数字出版领域最热门的话题莫过于人工智能的应用。您怎么看人工智能的价值和问题？对教育出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郑豪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将创造新的机遇、新的需求、新的客户、新的市场，为出版企业提供新的赛道，同时，出版企业也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和挑战。教科社正在积极对接基于AI的新的出版应用，比如AI内容生成、AI图像处理在出版与设计中的应用等。
当机器（人工智能）可以像人一样思考和创作时，出版单位对内容生产的垄断优势将日益被瓦解，但对内容资源的选择、设计和优化的能力将成为出版单位作为内容生产者的核心优势。
人工智能对出版行业既是机会也是危机。就机会而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内容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激发，从传统的专业生成内容（PGC）到用户生成内容（UGC）再到如今的AI生成内容（AIGC），内容资源的供给是海量级的增长。随着数据、算法等核心要素不断升级突破，AIGC或将打破传统的人为局限，从理论上讲，AIGC将实现内容的无限供应。这会给内容生产行业带来什么影响？我想，出版人应能够善用人工智能技术，服务于内容生产和传播，提升选择、整合和生产优质资源的能力。
就危机而言。技术的进步会提升知识生产、传播的效率，但知识的内化和应用依然有门槛、有成本。AI时代，如果内容生产机构的创新能力跟不上技术发展的水平，不能满足人们的阅读和学习需求，沉溺于AIGC内容的人群越多，对优质产品的需求就越萎缩。当出版无力在推动人类智识进步的进程中积极有为，出版业将何去何从呢？因此，促进技术创新与出版创意的良性循环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出版人》：结合教科社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实践，从社内顶层设计到具体措施，有哪些经验可分享？
郑豪杰：不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坚持面向未来推动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决心不变，工作的力度、广度、深度会进一步加大。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就会错失战略性机遇，让出版社在十年、二十年之后失掉发展的优势。图书出版行业，要有这种危机感，始终对新技术、新事物保持敏感、积极跟进。我们既不夸大新技术的短期效应，又绝不能忽视新技术带来的长期、持久和深远的影响。
在数字化转型方面，我们做了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加快数字基建，为数字业务运营和企业数字化治理提供支撑。建设完成数字教材编辑加工系统，建设全社数字资源管理平台，对全社数字内容资源进行标准化、规范化管理，为系统开发融合产品提供内容中台和运营服务支撑；建设在线学习平台，支撑在线培训业务发展；引进数字生产管理系统，对图书生产进行数字化流程再造，提升印刷生产的安全性、可靠性，提升出版效率。
二是调整优化内部机构设置。对社内数字电子音像业务相关部门及其职责进行调整优化，通过人才引进和自主培养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以更好地整合资源，深入实施融合发展战略。
三是加快数字资源建设，开发数字教育产品。适应数字化背景下育人方式变革和教材建设新要求，开发新一代数字教材；积极推进建设中小学科学教育服务平台、心理健康教育服务平台、体育与健康课程服务平台；配合国家中小学智慧平台资源建设要求，系统开发与教科版教材配套的全学科、全学段数字课程教学资源；大力开发基于图书的融合产品，比如围绕项目化学习、新课标解读等图书开发数字课程资源，儿童有声绘本、电子书等等，打造纸数融合产品；持续建设学前教育数字资源库，财政资金支持项目“教科幼教智慧平台”完成一期建设并上线运行，并且已产生一定的营收；“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教育科学文库”数据库进一步完善；积极拓展教师培训、阅读推广等业务，立体化推进教师阅读的品牌传播，形成融合发展的新成效。
03“以全球资源应对全球市场”
出版人：从国际化的角度来看，教育科学出版社近几年有哪些新的进展？
郑豪杰：教科社是我国教育出版“走出去”“引进来”的重要力量。我们以教育出版为基石，深挖资源优势，创新合作模式，扩大合作领域，努力推动中国高水准教育学术著作、优秀幼儿图画书和对外汉语教材等教育图书对外输出。近几年，我们先后两次获评“中国版权最具影响力企业”，完成了“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丝路书香”工程项目、“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项目等一批重点出版项目，有效拓展了对外合作地区、机构、渠道，并重点拓展了“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合作伙伴，为未来“走出去”工作的进一步拓展深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进展来说，一是进一步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和出版机构的合作，做好版权引进和输出工作。去年和今年，我们相继高规格举办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的未来”报告中文版发布暨高端研讨会、《全球教育监测报告2021/2》中文版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教育目标（SDG 4）中国进展报告（2015—2021）》发布会暨教育高质量发展国际研讨会，取得广泛的社会反响，进一步提高了我社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二是持续推进“教育学术成果外译计划”，推动更多中国优秀教育科研成果走出去，提升国际影响力。在这次法兰克福书展上，我们和德国施普林格—自然集团联合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2）——迈向智慧教育的中国教育数字化转型》英文版新书。该书从4个维度阐释了智慧教育的内涵，总结了中国智慧教育的发展经验，向世界发出未来应重点关注的7个议题和5项倡议。三是探索国际交流合作新模式，打造“走出去”新平台，提升多语种版权输出、海外合作出版、海外组稿能力，在“走出去”基础上力争“走进去”。例如，《教育政策与教育专业的重建》一书由十余个国家的教育学者合作编写，目前已经推出英文、阿拉伯文、葡萄牙文、法文等多个语言版本；再例如，与国际儿童读物联盟斯里兰卡分会建立了长期交流机制，针对已出版的僧伽罗文版图书，双方对斯里兰卡当地儿童的图书使用情况进行调研评估，与一线教师进行线上交流，真正了解当地市场的反馈及实施需求，出版的多部童书入选斯里兰卡“学校图书馆推荐书单”，形成了持续“推介—引进”的良好局面，实现了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进阶升级。双方的合作也得到了行业认可，入选首届“一带一路”出版合作优秀案例。此外，我们也注重规模效应，输出形式逐渐由“单本”向“系列”拓展；探索纸数并举，产品形态由纸质图书输出向数字产品延伸，取得良好成效。我们也正在和有关国际出版机构探讨新的合作模式——设立“教育学术联合出版计划”，为中外教育学者搭建开放、包容、多元的中英文学术成果发表平台。特别是为兼有学术影响力和国际视野的中国学者，搭建一个更加广阔的国际学术传播网络，促进国际教育学术对话。
出版人：结合教育科学出版社的经验，您认为，教育出版怎样才能实现高效的、有价值的国际合作？与其他出版板块相比，教育出版在国际化方面有什么优势？遇到的主要瓶颈是什么？
郑豪杰：出版业的国际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的国际化是指在中国本土上面临跨国公司对产品和市场渗透性的竞争，即利用海外资源充实国内市场资源需求；第二层的国际化是指进行产品的国际区域性市场拓展及品牌创建，即发挥本土优势做国际市场；第三层的国际化是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营销和品牌创建，即以全球资源应对全球市场。国内的出版企业基本还停留在前两个层次。
教育出版在国际化方面具有的优势，首先是教育内容的优势，教育领域的一些主题、内容和方法具有通用性，容易实现国际化。其次是市场需求的优势，各国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为教育出版国际化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比如，目前我们正在推动中外中小学教师基于数字平台的共研、共建、共享优质课程资源的国际合作项目。
主要瓶颈在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背景与教育理念存在差异，这可能导致某些教育内容和方法在当地水土不服。因此，教育出版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目标市场的文化特点，进行适当的本土化调整。同时，国际出版人才缺乏。优秀的国际出版人才是引领国际出版发展、促进人类文明互鉴的重要力量，需要具备较高的跨文化传播能力和国际交流能力，现在我们急缺这方面的人才。其次是从产品来说，社科类作品特别是学术著作，翻译难度大、缺乏相关专业人才、出版社付出成本高，这些一直是阻碍学术著作走出去的重要原因。
教科社也长期面临教育学术著作翻译难的问题，部分优质项目因翻译难度大、专业译者难寻、翻译经费有限而搁置。近年来，依靠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工程等项目的支持，教科社的学术著作版权输出获得了有力保障，但很多优秀著作仍存在配给教育学学科的项目名额有限、申报项目难度大等困难。学术著作这一最具思想浓度、含金量最高的图书品类要真正“走出去”还任重道远，需要相关政策与机制予以更大支持。
出版人：站在岁末年初，您对未来新的一年有什么期待？
郑豪杰：2024年教科社的主要工作，一是完善机制，打造融合发展的创新平台。我们要充分发挥好集团架构下各个主体在整个出版产业链条中的协同作用，以科研提升出版质量，以培训延伸出版产业链，以数字化促进传统出版转型，建立出版、科研、培训、数字深度融合的教育出版新生态。我希望，教科社不仅是一家出版机构，而且也是一家教育机构。二是进一步提升学术出版的质量和影响力。学术著作是知识创新的重要载体，学术积淀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文化强国至关重要，推动学术出版是出版人必须担起的文化使命。我们将进一步提升学术出版的规模和质量，巩固教育学术出版领跑者地位。三是进一步加强高质量教材建设。全面提升各科教材质量，进一步完善教材编写、修订、送审、试教、印制、发行、培训、回访、使用服务、质量评估、舆情处置等全流程工作机制，提升教科版教材服务水平和竞争力，为教材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特别是要抓住全面加强科学教育的有利时机，进一步整合资源，强化在科学教育领域的优势，切实做好“双减”背景下的科学教育加法。四是进一步加快发展数字出版。坚定不移推进数字化转型，既稳健务实，又着眼长远，构筑面向未来的能力。目前，若干项目正在全面展开。五是进一步推动国际出版合作。我们将继续抓住机遇，拓宽渠道，不断加强与国际知名教育机构、出版机构的合作，将出版“走出去”工作走深走实。
我们的愿景是，以打造教育思想传播的高端平台、教育资源研发的专业平台、教育知识服务的智慧平台为主要目标，不断丰富内涵，提升品质，拓宽视野，为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