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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重温康德第一批判，大致梳理了一下最近20年来康德著作的汉译出版情况。邓晓芒、杨祖陶、李秋零等译者居功至伟，人民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在出版方面的贡献巨大。人民出版社从《康德三大批判精粹》开始，陆续推出了《康德三大批判合集》、规模惊人的三大批判单行本和《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句读》，还修订出版了《〈纯粹理性批判〉指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康德著作全集》和单行的注释本系列；商务印书馆从1931年出版胡仁源翻译的《纯粹理性批判》之后，一直是康德汉译出版重镇，最近这些年推出了《实践理性批判》的新译本和第一批判的两种新译本，还翻译出版了海德格尔的康德三书的两种。另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重新整理的韦卓民翻译的多种康德著作。
作为读者，我发自内心地感谢这些出版社；从同行角度看它们做这些大书，我又非常敬佩。
做出版的人静下心来，就会看到出版更多磨脑子的大书非常必要甚至非常迫切，推广磨脑子的大书非常必要也非常迫切。现在就得要跟碎片化阅读抢地盘，和铺天盖地的短视频争时间。归根结底，是要提高这个时代的思维水平，保护和提高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质量。
我心目中磨脑子的大书分两种。
篇幅大、难读完算一种，比如《资治通鉴》。司马光说《资治通鉴》成书后，当时只有一个叫王胜之的人读完一遍，其余人没读几卷就困得不行了。这部书294卷，中华书局点校本正文9612页，根据我自己的阅读体会，每天可以读一两卷，需要坚持半年左右。按我们现在的教育模式，假定高中生可以读，那么从高中到博士毕业，哪儿会有完整的半年时间读呢？有多少学中国史的博士生读完过这部书呢？参加工作后，什么阶段能抽出这半年时间呢？书中涉及的时间跨度也大，看了后面多半忘了前面；仅仅事件、人物两个维度，都不是轻轻松松读一两遍就能够掌握的。
难懂的书算第二种。比如《纯粹理性批判》。有时候想，没有读过这部康德书的人也许更幸福一些，因为没有遭受过那种严厉的智力层面和毅力层面的双重打击。学生时代有个暑假我尝试读蓝公武译本，结果很快翻完了《康德学述》《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传》等，恍恍惚惚，有象有物的感觉。然后我正襟危坐翻开了原著，但很多天过去了，还停留在第一版序言。不断从头开始，折腾了很多次，我还是很难翻页。其间打瞌睡、头晕脑涨、迷茫走神、思维短路，各种阅读障碍都出来了。就是那句老话，每一个字都认识，连起来却不知道在说什么。一个句子读了上半句好不容易抓住一鳞半爪，以为下半句会往某个方向去，但下半句没有一次往我以为的那个方向去。最后收获就是忍耐力的高强度练习，几乎一直练到了心斋坐忘的境界。
但是换一个方向看，花很多时间读完了《资治通鉴》、读完了三大批判这一类磨脑子的大书，可能获得一种很难替代的幸福。不说这些只能归于个人体验的幸福，也不用去比较读不读的学问高低，最低限度，读过的人脑子经历了残酷的磨炼，就像参加过阅读的“世界大战”，一般难度、一般篇幅的书，读起来肯定要轻松很多。
最近这些年我们也看到一些和碎片化阅读方向相反的令人欣喜的情况，认认真真读大书已不是稀罕的事情。中学里早就要求整本阅读《红楼梦》；高校里针对经典的专书讲座已经蔚然成风，像武汉大学的《精神现象学》课程，竟然花了9个学期逐字逐句讲完。前一段看到过网上有人严肃地说读完了全7册的《追忆似水年华》，有上千人跟一位年轻老师一起读整本的《左传》好几年了，网上还有人带领大家一起开读《资治通鉴》。
这些经典著作，基本上都是磨脑子的大书。这些大书到底有多少人在读，能占一个什么样的比例？“红迷”不少，但是自称读不进去的人也很多。有些大书是不是根本不可能走向大众？劝人读磨脑子的大书是不是一个好为人师而影响人自由选择的冲动？劝出版社出磨脑子的大书，是不是一个迂阔误事的建议？
查了一下人民出版社出版《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杨祖陶译本平装本的印数，从2017年第2版到2022年12月第9次印刷累计105000册。加上这本书的第1版、各版的精装本和《三大批判合集》精平装本，应该是20万册以上的销量了（从1版1印开始，我买过每一种装帧的本子，累计贡献了10本以上）。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康德著作全集》，2021年就已经第6次印刷了。这就是康德这些磨脑子的书在今天中国的出版情况。
衡量一个国家文化水平高低，康德书的发行量也许可以做一个参考。人民出版社的这20万册，只是过去20年来新译本中的一个。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之一，现在提倡读哲学原著，以我的一点体会，康德书正是通往《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尤其是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经典著作的桥梁。
说到底，读书是个人的事，深度的阅读是非常孤独的事。但阅读又特别需要交流和共鸣，推荐好书甚至需要大声呼喊。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出版更多磨脑子的大书。
（作者系中华书局总编辑）